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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蒙:育林——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儿童教育小记

发布日期:2018-09-12 浏览次数:
1944年2月3日《晋察冀日报》发表了一篇《儿童李顺香机智斗顽敌》的新闻,大意:日寇扫荡晋察冀边区把14岁儿童李顺香抓住,鬼子逼其带路找乡亲们,她找机会从日军部队逃出的事迹。其中有一个细节颇有意思,李顺香想:“我在学校不学过‘军民誓约’吗?如果给鬼子带路不就成汉奸啦?”边区教育极为落后:“冀东和冀中是边区的平原地带,物产丰富,工商业发达,人口稠密,农村教育基础较好。”但就是教育发达地区,据民国26年的调查结果表明“冀中26个县中有10所中学,164所高级小学,4482所初级小学,平均入学儿童仅占学龄儿童的30%上下”。(1)这在整个晋察冀边区来说也是最好的,但边区更多的是山区,山区的教育更差。“北岳区当时仅有高小4处,学生250余人,初小80余处共计学生2400余人,入学儿童不及学龄儿童的20%”(2)。受教育的人群也有极大的不平衡。“从受教育者的家庭经济情况看,富有的家庭和地主富农的子弟上学的多,贫苦农民的子弟上学的少。”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,男童入学的较多,女童入学的特别少。“无论冀中区还是北岳区入学女生均不及入学学生总数的20%。”“据冀中区的调查,饶阳入学女生占全县学生的4.19%;安国为17.16%;深县为8.77%;又据北岳区唐县调查当时入学女生仅占全体学生5.61%。”(3)富裕家庭让女童入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嫁个“好婆家”,高小毕业无论成绩如何也要嫁人,失去继续升学的机会。偏重于理化教育和外语教育,其中党义课是为了推行国民党党化教育。各级各类学校都把党义教育放在首位,培养忠于国民党的文人墨客。“冀中东北部,冀西山区,晋东北,雁北的广大农村,学校很少,私塾很多,封建教育占据优势。”而“平汉路两侧各县,教育比较发达,但教育方针、学制课程是从外国抄袭来的,不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,所学非所用。”旧有的教育内容不适合抗战的需要。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军队迅速南逃,边区以往的秩序被打乱,匪盗并起,原有的教育工作者纷纷南逃;日寇为了推广奴化教育,将各地小学完全摧毁,教育情况更加恶化。1938年毛泽东指出:“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,以民族精神教育后代”。这为边区小学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。1938年1月边区大会后出台《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决议案—文化教育决议案》,对于小学教育规定:“恢复乡(村)镇的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,一律于春季开学,学生男女兼收。并于可能范围,设立幼稚园”;“将小学课本重新编订,主要的使内容适合于抗战”;“重行检定小学教师,其认识不足程度过低者,加强训练”。教育经费:“一,乡(村)镇小学经费,重新进行整理。二,旧有义田及祭田等类似收入,可提做学款。三,旧无款的,由乡村摊起者,由乡村合理负担摊起。四,新创学校经费另筹。小学完全免费。五,教育待遇,由各县政府就各县生活情形,斟酌规定。”边区所有教育的内容都是根据决议案的方针进行的,针对小学教育指出“儿童是民族的希望,是革命工作的接班人,任何民族不重视对它的新后代培养与教育,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。”边区行政委员会下设教育处。教育处设秘书科、教育科、编审科、社教科等,县设教育科、村设教育委员会,形成了从教育处到村教育委员会的三级教育管理机构。边区针对小学教育号召:“在小学教育中,实施完全平等的免费的义务教育,不分贫富贵贱,吸收各阶层人士的子弟入学,不留一个儿童在校门之外。”制定免费教育政策,实行免费入学制度,规定当时在校的小学生只需要“自己准备伙食费、课本费等,一律免收学杂费”。1939年9月《边委会令发抗属及贫苦子弟等入学优待暂行办法》,“经本村村长、教育委员会及群众团体证明的初小学生,家境确系赤贫者、抗属子弟无力购买书籍者由村中供给书籍费。”1939年11月《边委会关于小学增设儿童义务随习班的办法》规定:“各小学均应设置随习班,设法鼓励在校儿童,各率邻近已届学龄而失学的儿童至少一人,在每星期指定的时间,到校入班受课。”让学生根据实际情况来校学习,同时又能参加家庭劳动,提高了儿童的入学率。降低入学儿童年龄的限制“小学修业年限定为6年,初级4年,高级2年。学龄由7岁至12周岁”。高级小学,各地区设有一定公费生名额,由政府供给伙食,甚至被褥服装,以解决优秀贫苦儿童入学问题。对沦陷区来边区就学的学生,政府也有优待办法,一切由政府帮助解决。在冀中区“课本也由公家发给”。一面与日寇死磕,一面修复被日军破坏的小学,建立新的小学,改造教会学校和私立小学。架子搭起来之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缺乏老师,如前文所述,同时由于减租、减息的进行,合作社的开展,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,农民迫切的希望改变孩子睁眼瞎的宿命。冀中区一位女童的父亲就说:“口袋里有钱谁还不让孩子识几个字呢?”边区提出:“大批吸收与(鼓)励青年知识分子,录用优秀高小毕业生,从农村党员、干部及抗日积极分子中抽调一些略有文化的人去从事教学工作,充实教师队伍。”,“边区中学是统一战线的学校,一切积极抗日的进步的青年无论什么阶层,什么党派都有权进入边区中学学习。”自己的子弟也有机会读书,这比任何空洞的口号都有用,打消了一些心存疑虑的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心结;还招收国民党教育工作者参加边区的学校教育;吸收开明士绅参加边区的教育工作,灵寿县著名士绅赵鸿钧曾经任中学教员和教育局长,对教育是内行,在县议会上,他对教育提出了批评与建议,在他的帮助下,教育有很多改进。开明士绅还利用士绅座谈会,对根据地政府的教育工作提出许多建议,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为解决教员不足的问题八爷想到一切可能的办法,如迁西县韩庄抗日小学有一个教师叫隋文清,他是俘虏来的日本翻译,有文化,政府派他到韩庄抗日小学当教师。隋文清当小学老师不仅仅是为了活命,那是准备去牺牲的。如:滦县冯庄乡王官营村教师孙风翥,刚直不阿,凛然大义的民族气节深得当地群众的爱戴和尊重,1940年旧历9月被日伪逮捕,不被敌人威逼利诱所动,最后被敌人杀害。提高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。破除“家有三斗粮,不当孩子王”的封建思想,指出:“轻视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,是反动资产阶级与今日顽固派的罪恶思想。”41年边区借助国民党设立的“六六”教师节对教师进行鼓励,发动村长、农会、妇女组织等慰问老师,并使之经常性,召开教育座谈会等形式,提高老师政治、社会地位,提高小学老师的生活待遇。边区政府对教师的生活费用曾做过多次规定:“教师的生活费标准一般都相当于或稍高于政府工作人员待遇,不低于当地群众生活水平”;“校长8元,教员6元,所吃粮食、柴菜金、服装,实行供给制,与政府工作人员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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